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昊
浙江湖州吴兴区人民检察院以“数字画像”开展毒品犯罪法律监督，四川、重庆检察机关建立川渝检察禁毒协作机制，贵州省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推动毒品原植物禁种铲除工作……
6月25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“依法严惩毒品犯罪 强化禁毒综合治理”新闻发布会，发布了十件典型案事例，并通报了近年来检察机关依法严惩毒品犯罪、强化禁毒综合治理工作情况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《法治日报》记者注意到，全国检察机关认真履行职能，坚持治罪与预防齐抓、严惩与治理并重，强化法律监督，坚决维护国家安全、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宁，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。
加强监督力度“一案双查”
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，近年来，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，不断加大对毒品犯罪案件的监督力度。
最高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8年1月至2023年5月，全国检察机关对重大毒品犯罪案件提前介入3000余件，监督立案8000余件9000余人；纠正漏捕8000余人，纠正后起诉7000余人，其中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、死刑的1600余人；纠正移送起诉遗漏罪行1.5万余人次，纠正遗漏同案犯8000余人，其中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、死刑的800余人。
对于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情况，最高检第二检察厅厅长元明介绍说，近年来，全国检察机关不断加大对毒品犯罪案件的监督力度，强化侦查监督。加强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，及时追捕追诉漏罪漏犯，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完善证据，确保毒品案件质量。在加强审判监督方面，2018年1月至2023年5月，全国检察机关对毒品犯罪案件提出二审和再审抗诉1100余件，已改判287件。经检察机关抗诉，对249人改判加重了刑罚，对14人改判减轻了刑罚。
记者注意到，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事件也体现了检察机关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、强化指控证明犯罪的主导作用等特点。
最高检第二检察厅副厅长张建忠说，针对毒品犯罪隐蔽性强的特点，检察机关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平台，通过提前介入，引导公安机关依法全面规范收集、固定证据，夯实证据基础。毒品犯罪常常伴随洗钱行为，检察机关强化“一案双查”，对毒品犯罪链条中的洗钱犯罪予以严厉打击。检察机关不断强化法律监督意识，提升线索发现能力，对于毒品犯罪各环节的漏罪漏犯，依法监督公安机关及时追踪查证、报捕移诉，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立、有罪不究等问题。对于法院判决确有错误的，检察机关予以监督纠正，维护司法公正。
积极构筑寄递安全屏障
近年来，随着寄递行业的快速发展，利用寄递渠道实施贩运毒品等违法犯罪呈现大幅上升态势。元明介绍说，犯罪分子普遍使用互联网进行毒品交易，采用电子支付等非接触方式结算，交易流程“人、毒、财”分离，“网络+寄递”的形式成为贩运毒品的重要方式。
为遏制寄递领域违法犯罪多发势头，最高检于2021年10月向国家邮政局制发了“七号检察建议”，并抄送交通运输部等12个相关部门。最高检发布的办案数据显示，2022年，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寄递毒品犯罪3000余人，有力遏制了寄递毒品犯罪的高发态势。
元明介绍说，检察机关落实“七号检察建议”工作的成效包括三个方面：
惩治寄递毒品犯罪力度大。检察机关切实发挥指控证明犯罪的主导作用，着重审查相关案件是否存在寄递领域犯罪，积极引导侦查取证，及时开展自行侦查，依法开展立案监督、追捕追诉漏罪漏犯，严惩寄递毒品犯罪，形成有力震慑。
检察机关内部衔接更加流畅。对于寄递领域的问题，刑事检察部门与公益诉讼检察、民事检察和行政检察部门无缝衔接，建立了线索移送、信息交流等工作机制，全方位履行法律监督职能，共同筑牢寄递安全“防火墙”。
跨部门综合监管更加有力。各地检察机关将办案与长效治理相结合，不断加强与邮政管理、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沟通协作，建立健全常态化联动机制。2022年11月，最高检与国家邮政局等12部门联合制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邮件快件寄递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。今年5月，国家邮政局、最高检等17个部门加强顶层设计，协同发力、优势互补、共同开展平安寄递专项行动，以合作之力深化平安寄递建设，切实维护国家安全、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。
毒品犯罪分子采取异地遥控指挥、“寄递化”运毒、“打卡式”交易的非接触式贩卖毒品案件增多，客观上增加了查办难度。张建忠说，针对此类情况，检察机关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，上下联动，凝聚各级检察机关办案智慧，集中力量攻坚克难，确保对毒品犯罪的惩治效果。
加强协作促进诉源治理
随着国家禁毒工作力度持续加大，不法分子将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作为传统毒品的替代物进行贩卖、吸食。办案中，检察机关也已关注到此类情况。
元明说，因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的特殊属性，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作为管理、使用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的主体，因管理不到位，甚至违法犯罪，导致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脱离管控，流入制贩毒渠道。
“检察机关高度重视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失管涉毒问题，最高检将发布惩治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失管涉毒犯罪典型案例，同时针对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向有关部门进行通报。”元明说，检察机关将从治罪和治理两个方面对此类问题加以应对。
在治罪方面，要加大办案力度，依法严惩涉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犯罪。对于相关行为构成毒品犯罪的，应当依法以毒品犯罪进行追诉，确保罪责刑相适应。要强化业务指导。涉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犯罪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较多难题。最高检将加强顶层设计，及时协调解决办案中存在的问题。
在治理方面，要推动有关部门加大对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的监管力度，堵塞管理漏洞。要推动压实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主体责任，严格执行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“三级五专”管理制度，避免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脱离管控。要多维度形成工作合力，切断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网络销售渠道，严格执行《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》。
记者注意到，近年来，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禁毒治理，不断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协作配合，促进诉源治理。川渝两地检察机关建立全国首个由省级层面统筹，打击毒品犯罪与禁毒综合治理并重，司法一体化跨省域检察禁毒协作机制。贵州省检察院针对省内某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逐年增长问题，向市政府制发检察建议。在齐抓共管下，快速实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案件大幅下降，成效显著。
检察机关不仅以检察建议助推禁毒社会治理，还以数字检察推动网络毒品犯罪治理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数字检察引领、撬动作用，通过“数字画像”，实现对毒品犯罪精准类案监督与融合式监督，推进禁毒工作纵深发展。
“下一步，检察机关将进一步融入禁毒工作大局，积极参与毒品犯罪源头治理、系统治理和依法治理，构建更加严密的禁毒防控体系。”元明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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